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有一位学者提出了一个社会司法的概念，听完之后，其实讲的就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而宗教的自以为是，恰恰是对国家的一种破坏。基于这样一种理解，黑格尔论述了当宗教直接介入政治时所导致的恶果。

新教对于政治生活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就是对于主观性自由的关注。个人的自我认知构成国家的现实性，个人目的与普遍目的这双方面的同一则构成国家的稳定性。(3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68节补充，第268页。(67)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70节附释，第279页。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宗教在制度层面表现为教会，因此国家对于宗教的态度，首先表现为对教会的态度。

马基雅维利的分析点出了现代政治的要害，现代政治不光是强力，更需要精神与价值上的认同与凝聚，黑格尔的论述显然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更细致的层面上给予了分析。由此，宗教就把国家看做达到其目的的外部脚手架。[10]为了判断诉的利益的个人性质，法院运用的是利益圈理论。

如果将这种合法权益解释为仅包含具有实体法根据的主观公权利，至少从形式上看，属于一种语义限缩。如果承认合法性审查原则在行政诉讼法中的基础性地位，那么也很难将我国的行政诉讼定位于一种主观诉讼。这种客观功能来源于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全面审查，而不拘泥于原告的诉讼请求。[52]但正如韦德所言：在私法领域该原则还能够较为严格地适用，但在公法领域却存在缺陷，因为其忽视了公共利益问题。

[19]那么，如果将我国行政诉讼定位于主观诉讼，我国的行政诉讼是否具有同样或类似的宪法基础呢？ 根据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立法史的考察，我国行政诉讼立法的主要宪法基础是《宪法》41条，即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23] 因此，从《宪法》41条的内容和性质上，无法直接得出个人提起诉讼需要以主观权利受损为前提，以及法院的审查以维护个人主观权利为首要目的。

主观诉讼模式下，对诉的利益的判断主要通过诉诸实体法的解释寻找其权利基础，而客观诉讼模式下对诉的利益判断主要通过确认行为的法律后果来实现。[66]根据数十年的经验，可以发现法规范主观权利内容的‘方法和规则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故‘特定个人不得为其‘私益而请求行政机关履行其义务。无论是从本条的字面含义出发，还是对行政诉讼法进行体系解释，将本条作为论证我国行政诉讼是主观诉讼的根据都是不充分的

梁启超、王振先都认为不仅中国有法理学，而且中国古代也有法理学。⑧法理学原理成为限制权力任意行使的工具之一。人们很少思考的问题是：没有理论根本就不存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②参见梁启超：《梁启超法学文集》(范忠信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可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国法理学‘融入法学‘回归法理‘重返法治的四十年。在整体思维中融进体系，在体系思维中构建法律要素的逻辑关系，也许是完善整合法理学的重要路径。

(二)促进了民主、自由、公正、平等、人权等法律价值的传播 法律价值是法学研究的最重要问题。[4]其实，法理有多层含义，不同含义的法理有不同的位置，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法理学的知识生产，实际上来源于两种颇为不同甚至具有内在紧张性关系的需求：其一为法治实践对法理学所提出的基于法律和法治自身内在逻辑的理论需求。刘作翔、刘学灵、武树臣等学者法律文化的研究，开启了对法律本质等问题探究的新路径。法理学的目的在于对具体的法律职业问题领域、法的因果关系及其效力进行论证，法理学注重的是对法律思维的描述。③王振先：《中国古代法理学》，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然而，这一判断并不意味着中国法理学与西方法理学完全一样。因为在辩证思维支配下，矛盾是社会的存在方式，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方式就是矛盾的思维方式。

在直接翻译过来的作品中，西方法律价值被大量介绍到中国。⑩这种统合法学与博登海默的统一法理学或称为综合法学在思路上具有相似性，但内容是不一样的，中国法理学者的综合不是带有自觉方法的统一、综合，而是在不自觉、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说实用主义的引导所进行的吸收。

三、中国法理学的学术贡献 经过学者们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国法理学确实已经出现，而且学术研究迅速发展、学科地位不断巩固，对中国法治的贡献日益显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一批学者在研究传授、学习法理学，出版了大量法理学专著、教材，发表了大量法理学文章。

在具体的案件纠纷解决过程中法理才是法律渊源之一。⑤确实有一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理学，但这一研究重点不是法理，而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特色或重点关注。

因此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反对分离命题，更多地主张在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普遍联系之中把握法律的意义。在中国，法理学学问传统的裂痕在逐渐修复，法理学之自身‘学术因素得到强化，法理学者之‘知识共同体意识愈来愈得到彰显。把法治当成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把权力圈在制度的笼子里，这些都意味着法治方式在中国思想史上取得了空前的认同。在过去的七十年中，中国法理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社会贡献主要在于：从不同的角度为法治正名，使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为法治之理及法治话语的建构奠定了知识论基础。

强调法理学的中国属性不是强调中国人常说的面子，而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需要法治。[24]带着对这种忠告的接受，中国法律文化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在现代化旗帜之下，把法律文化作为法律现代化的目标，以西方法律文化为背景，批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存在的问题，试图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改造。

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大潮，使得西方众多哲学社会学科传入中国，法学学科也在马克思主义引导下与各学科融贯发展，中国法理学研究迎来了春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不管这些争论最终结果如何，中国法理学者经过自身努力实现了法理学知识、价值和方法体系的塑造。

当中国学者接受文化观念和研究方法后，法律本质多元的观念就随之深入人心，法律的正义性、社会性、规范性等就成为法律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法治就是限权的观念就容易被接受，法治话语就可以在多重意义上言说。党提出了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政治主张，因而用于化解社会矛盾的法治思维随之出现。

四十年改革开放，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就是权利观念的引入。其实不然，中国人对西方法理学的吸收，虽然没有经过细致的论证(即哪些理论观点应该成为中国法理学的内容很少有专题的论证)，但我们对西方法理学的吸收绝对不是全盘吸纳。在政治法理学的引导下，对一般的法理以及法治建设所需要的法理研究还不够。天理、国法、人情或者说情、理、法的统一之所以理想，乃是因为它承载和体现了动态的合理正义观对真、善、美这些人类普适价值和最高理想的蕴含与追求。

虽然法学基础理论已经被改称为法理学，甚至有些教材直接称为中国法理学，但法理学中仍缺少限制权力行使的法理。(一)中国法理学学科体系初现，形成了统合法学派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代中国法理学人在研习、吸收、改造西方法理学的基础上，不自觉地运用中国整体性思维、包容性文化塑造了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

参见张文显：《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清华法学》2017年第4期。法律思维，是根据法律的思考，而法律的主要成分是以法律文本为代表的行为规范，其主要目标是解决具体案件。

对权利的接受，是近百年西法东渐的一个显著特征。很多人主张法学研究的问题导向，而问题导向的研究都是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